慎到，趙國人，約生於公元前395年∼前315年，《史記》云：「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白如騶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予、慎到、環淵之徙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，為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」為稷下學者，大夫之位，有其官名而無其實，諸子亦以著書立說言道以為事。而慎子皆學黃老之術，而化其為法家之勢派。《漢書•藝文志》著《慎子》四十二篇，至今已亡佚，餘五篇。後人輯佚成本，共七篇，附逸文句錄，已不可見其當日之貌。
稷下養學，本於黃老。營營諸篇，僅存得五。
百家爭鳴，喑投深水，蓋知哲言，已亡佚乎？
慎子被定為法家的學者，主言「勢」。勢的意思指權勢、時勢。慎到認為，治國因勢則可治，反之則有違天道，必不能保有國家。他用飛龍乘雲，來比喻勢的重要，「騰蛇游霧，飛龍乘雲，雲罷霧霽，與蚯蚓同，則失其所乘也。」，人如果能乘勢，就能統治他人，而且不因賢不肖的限制，「賢不足以服不肖，而勢位足以屈賢矣。」
天下需要國君而有國
國家的建立，並不因天子有天下而建國，而因天下需要國君而有國，「立天子以為天下，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；立國君以為國，非立國以為君也；立官長以為官，非立官以為長也。」（《威德》）所以有國君被取替，沒有君主轉換統治的國家，「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，有易君而無易民。」（《逸文》）因此為政要依人情勢，稱為因循。「天道因則大，化則細。因也者，因人之情也」，按其能而任之，絕不揉曲其才，「人莫不自為也，化而使之為我，則莫可得而用矣……用人之自為，不用人之為我，則莫不可得而用矣，此之謂因。」(《因循》)使各施其才，則用無不足，「不設一方以求於人，於所求者無不足也。」(《民論》)
因勢因法
君主不用智能而治，一切因勢因法，「不以智累心，不以私累己。寄冶亂於法術，托是非於賞罰，屬輕重於權術。不逆天理，不傷情性。」不逆天理，不傷情性，就是以人民的常勢任用之，不須苦思，則可以治，若然煩惱於制策，反而有害，「首須思之，而後可施之，則疾矣。是以任自然者久，得其常者濟」至於因民情的細則，則「善為國者，移謀身之心而謀國，移富國之術而富民，移保子孫之尚而保治，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，則不勞而化理成矣。」(《逸文》)，若果捨法而治，則以心裁決萬事，就會失準則，有不公平的情況，怨恨由此而生。「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則誅賣予奪從君心出矣……舍法而以心裁輕重，則同功殊賞，同罪殊罰矣，怨之所由生也。」（《君人》）所以大君用人之常勢使人，定法以明功過，而不以智巧治。
知忠
君主能夠任勢，就要令百官遵從意旨執行，以免上有道而下不治，「廊廟之材，蓋非一木之枝也；粹白之裘，蓋非一狐之皮也；治亂安危，存亡榮辱之施，非一人之力也。」（《知忠》）治理百官，用名分來規限，使「工不兼事，士不兼官」(《威德》)，「忠不得過職，而職不得過官……官正以敬其業，和順以事其上。」（《知忠》）各有職守。 正定職守在於使而官專一而不侵權，所以「兩貴不相事，而賤不相使」（《逸文》），就是避免官官同職而相疑，甚至相爭，「疑則動，兩則爭，雜則相傷，害在有與，不在獨也。」若臣兩位同職而不爭，其因在於君主專權，若失去君主，還是會亂，所以為了爭權，臣疑其君，「臣疑其君 ，無不危之國」（《德主》），所以要定正君臣名份職守。百官遵從一職專任，君主握其要領，「臣盡智力以善其事，而君無與焉，仰成而已」，便會變成「臣事事，而君無事；君逸樂，而臣任勞」的局面，是「君臣之順」、是「君臣之道」。反之，以君主有限的智慧來治無限的國事，會疲憊而不能為，且君主亦未必最賢於眾，如此則殆，「君之智，未必最賢於眾也，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 ，則不贍矣。」（《民雜》），這樣的做法，是人君代臣勞，則是臣反君逸。
飛龍棄雲，與蚯蚓同。
勢有其律，能因則明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
人有其勢，能循則律，循之得力，違之失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