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家
韓非子法家
韓非子
韓非，姓韓名非，韓國貴族，生年與血親已不可考。一般論其生年有二說：生韓釐王十五年，以韓非與李斯同學於荀卿為據証之；生韓釐王初年，據《田問》篇與《外儲說右下》參驗非與堂谿公同時，堂谿公又與韓昭侯同時。前者壽終年四十五十間，後者終時六十有多，何者足信，不能辨。另外，有日人學者謂韓非之父為韓王安，此說理據未足，不足信。韓非雖為韓國貴族，然並未掌權。約二十餘歲，與李斯俱事荀卿於蘭陵，此時，韓非對法術之學已有一定修養，故李斯自以為不及韓非。
韓國國勢在韓非之時，已是風中殘燭。當是時，韓國貴族專橫，排斥異己，韓王不肖，賢人未進，非生於此，怨憤權奸。權奸之過在於結黨營私，蒙蔽韓王，外借兵權，內禁賢忠。申不害雖用術以治韓，然申子一死，術亡無存，韓國本弱，中興不振反更為弱，韓非有憤奸劫當道，對此怨憤難平。另外，韓國飽受合縱連橫的禍害，向秦則為馬前卒，抗齊則為車前盾，西有秦，東有齊，北有魏，南有楚，腹背受敵。合縱連橫使韓疲憊，奸臣當道使韓不振，內憂外患，朝攻夕伐，朝政日非。結果是韓淪為七雄之首誅，國除於秦王政十七年。
可以了解，韓非對於說客、方士、儒學、權臣是何等的深惡痛絕。處於此等亂世，他自命為法術之士，曰「知術之士，必遠見而明察；不明察，不能燭私。能法之士，必強毅而勁直；不勁直，不能矯姦」。今韓非為法兼術，必強毅勁直而遠見明察，故不畏權臣，數度上書韓王安，欲求明法任術以駑勢。非雖為文雄詞偉句，然口吃期艾，內有饞臣，外絕友交，終不為所用，鬱鬱憤抒，著書以明志。
秦王政十三年，書傳於秦王政，歎曰：「嗟夫，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，死不恨矣。」李斯應以取寵曰：「此韓非之所著書也」。《孤憤》《五蠢》之所見，秦急攻韓以求非。韓非使秦見秦王，求存韓伐趙。李斯反對此說，自薦使韓，舉罪以留韓非。秦王允諾，斯使於韓而非留於秦。
未幾，李斯未能得見韓王挾之以返國，返國又恐韓非賢高而代其位，因饞之「終為韓不為秦」，不如誅之。政允，李斯使人送藥至牢。至此秦王政方有所悟，急使人救非，惜非已死，為秦王政十四年。
太史公歎「韓非知說之難，為《說難》書甚具，終死於秦，不能自脫。」然李斯之奸劫，韓王之無術，主法之深刻，戰國之攻謀，忠義愛國難行於世，讀其書有憤奸邪之禁極不止，有惡小人之毀法因私。
韓非子的法，在戰國末期已趨於成熟，為法家之集大成者。
管仲
今有管子十九卷傳於世，然其似法似道，又云雜家類，今本管子疑為托偽，又言管子之餘書亦十九卷中。不過無論如何，韓非對管仲之法是特別留意的，《五蠢》篇言：「今境內之民皆言治，藏商筈之法者家有之」，明矣，戰國未期，商君與管子之法已深入民心，對當時有巨大的影響力。
韓非子書中有多處提及管仲的言論，例如《外儲說左下》管仲勸齊桓公務必要「因能而受祿，錄功而與官」，切勿因多人應官而聽左右之言。又如管仲答其恩人綺烏討人的請求，以「賢之用，能之使，勞之論」。絕不因情而徇私。這兩點都是韓非所贊賞的。不過對管仲的言行，韓非亦有所批評。例如管仲臨終之時，勸齊桓公「去豎勺，除易牙，遠公子開方」其理由在冷，豎勺自宮入事桓公，身且不愛，安能愛君？易牙烹其子以膳公，弗愛其子，安能愛君？公子開方棄母久宦，其母不愛，安能愛君？韓非則批評曰：「然則臣盡死力以為其主，管仲將弗用也。曰：『不愛其死力，焉能愛君？』是欲君去忠臣也。且以不愛其身，度其不愛其君，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子糾，度其不死桓公也。」
引管子的言論無論正、反都很多，主要見於《內外儲說》諸篇，《難》諸篇。這就明白，韓非之言承於管仲者有不少。
子產
子產與孔子同時，為鄭國之執政大夫，力主小國圖強，所謂「國不競亦陵」、決然「鑄刑書」，施政「生死以之，不改其度」，具有法家的初形，與管仲同是法家早期的代表。
不過韓非對子產亦有所評。《外儲說左上》記載了子產與鄭簡公各守其職，五年後「國無盜賊，道不拾遺」的事蹟。《內儲於上》又言次任執政大夫游吉不聽子產之嚴厲手段治人遺言，結果「鄭少年相草為盜」。這都是韓非對子產施政的贊賞，至於批評，《難三》篇韓子非議子產以一人之智斷案，違反了「因物以說物」，「因人以知人」的原則，不能明示「形體不勞而事於，智慮不用而姦得」以行為標準。
不過子產的明法用事，身死任度之精神，對後世的法家人物，不只韓非，都有深刻的影響。
李悝
李悝，又名李克，著有《李子》三十二篇，在法家，又有《李克》七篇，在儒家，均佚。李悝相魏文侯，為子夏弟子。他的貢獻在於法家的理論。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無行的法家，而李悝有所著作，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行兼重。至於其著除《李子》與《李克》以外，亦有《法經》，惜《法經》亦已佚。然而商鞅變法有取於《法經》，即証明《法烴》又對韓非有鉅大的影響。
另外，法家的一大支柱重農主義亦創始於李悝，《漢書•食貨志》有云：「栗甚貴傷民，甚賤傷農。民傷則離散，農傷則國貧。故甚貴與甚賤，其一傷也。善為國者，使民無傷而農益勸。」這說明了李悝把生產視作國富之本，商鞅有此說，而韓非亦同於此，甚至排棄五蠹以事農矣。
吳起
吳起先後事晉、魏，最後相楚，善帶兵，世人評之兵家兼法，有《吳起》四十人篇。吳起於楚「明法審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廢士族之疏遠者，以撫養戰鬥之士，要在彊兵」，即實行法家的主張，後來楚悼至死後，吳起被楚貴族所殺。然而《田問》篇中，堂谿公謂韓非曰：「所閒先生術曰：楚不用吳起而削亂，秦行商鞅而富強。」揭示韓非對吳起及商鞅的看法。而《內儲說上》記載了吳起以賞罰樹立威信，又載吳起之妻不合吳起之規格織絲帶一條，結果遭吳起休親一事，借其舅之口言：「吳子，為法者也。」等例，均可了解吳起對韓非的啟發是存在的。
商鞅
商鞅生於衛國，少好刑名之學，繼李悝吳起以後又一法家代表人物，著重主法。韓非所行之法，大多承自商鞅之見解，甚至韓非亦評論「今境內之民皆言治，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」，故商君之主法對韓非的見解有著深遠的影響。
某些論點，在《韓非子》書中提及，其實早在《商君書》裏有所立論。例如商君對法的一致性，不分貴賤的一斷於法的見解，完全承繼於《韓非子》中。商君《君臣》謂「明主慎法制，言不中法者，不聽也；行不中法者，不高也；事不中法者，不為也。」韓非則有《問辨》篇「明主之國，令者，言最貴者也；法者，事最適者也。言無二貴，法不兩適，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，必禁。」以應以法為一，異法不用；另外，「法不阿貴，繩不撓曲」，「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」亦為兩者相會一致之處。
獎勵耕戰，重農棄學也是商君承襲自李悝，啟迪於韓非的見解，甚至農業與軍事以至國家的興衰相互關係亦一脈相承，商君書《農戰》篇有云：「勞民者其國必無力，無力者其國必削。」韓非子《五蠢》亦云：「嚴其境內之治，明其法禁，必其賞罰，盡其地力，以多其積。致其民死，以堅守其城……此必不亡之術也。」明白說明兩者均認同農耕之目的在於攻戰，攻戰之目的在於守，守國之目的在於富強，富強就是主法的根本，充分表現了二人對農業的重視。
商君之法在於重刑，有謂「以刑去刑」，「輕者不至，重者不來」，「重刑連其罪，則民不敢試，民不敢試，故無刑也。」韓非在《內儲說上》稱讚云：「公孫鞅之法也，重輕罪。重罪者，人之所難也犯也，而小過者，人之所易去也，使人去其所易，而無離其難，此治之道。夫小過不生，大罪不至，是人無罪，而亂不生也。」
對於變法，韓非與商君也是一致的，商君《開塞》篇曰，「上世親親而愛私，中世尚賢而說仁，下世貴貴而尊官」，與韓非《五蠹》「上古競於道德，中世逐於智謀，當今爭於氣力。」有合而無異。
在云云法家之中，商鞅勝之於他家之處並不只法之精密，更在於其人亡法未息之改革。商鞅是唯一一個把法家精神實際應用在現實政治的人物，商鞅變法內容，《史記》所載「民為伍什而相牧司連坐」；「不告姦者腰斬，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，匿姦者與降敵同罰」；「有軍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；為私鬥者，各以輕重被刑大小」；「宗室非有軍功論，不得為屬籍」；「有功者顯榮，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」等，皆明確的把法實現化，而且韓非評「楚不用吳起而削亂，秦行商君而富強」，雖言「商君未盡於法」，亦可見其人解商君之法之深，明其「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」深矣。
蔡元培在《中國論理學史》一書謂「韓非集儒道法三家之成，以法治主義為中堅，襲商君而益評其條理。於墨、道皆得其粗而遺其精，雖總攬三家，實商君之嫡系。」所言甚是，所言甚是。
申不害
申子與商君同時，相韓昭侯，主「刑名」之術，講究循名責實，名實相合。《申子》二篇，至漢有六篇，在法家，然而宋以後，皆佚。韓非之術，扺出自申子而有所發揮，《韓非子》中所引申子言佈於《外內儲說》諸篇及《難三》篇，均言為君者皆擇無為而治。所謂無為，是無所示，《外儲說上》曰：「申子曰：『上明見，人備之；其不明見，人惑之。其知見，人飾之；不知見，人匿之。其無欲見，人司之；其有欲見，人餌之。故曰：吾無從知之，惟無為可以規之。』」足見「申子之學，本於黃老，而主刑名。」
然而申子雖任術，並未完全廢法.。《外儲說左上》有云：「申子曰：『法者，見功而與賞，因能而授官。』」清人輯錄的《申子》片段中；有「堯之治也，蓋明法審令而已。聖君任法而不任智，任教而不任說。黃帝之治天下，置法而不變，使民安樂其法也」之說。不過申子不重法的主張，雖《史記》言「內修政教，外應諸侯，十五年。終申子之身，國治兵強，無侵韓者。」亦人亡術亡，韓國繼續衰落。這對於韓非而言，不無重術弱法之禍之示。
不過，申不害對韓非最大的啟示，莫過於術的穩秘無為與名實相符。前者已述，君有所欲，臣有所獻；君有所惡，臣有所掩，所以要去善惡去私慧，以無為度有為。後者申子主張「以其名聽之，以其名視之，以其名命之。鏡設精無為，而美惡自備；衡設平無為，以其名命之。」（《大體》），達到「明君治國，而晦晦，而行行，而止止。」（《君臣》）該隱晦則隱晦；該實行就實行；該停止就停止。
韓非之術不只名實與隱秘，而且擴展至具體的治術，甚至有具體的參合形名之法。然而於佚亡之《申子》書中有否提及，不得而知。
慎到
慎到生於趙，與鄒衍、淳于髡、田駢等為齊稷下學士，為道、法二家之轉捩者，著有《慎子》四十二篇，大部份均亡。今本《慎子》為後人輯其片段集成，其主張勢的運用，是韓非重勢部份的主要來源。
勢的重要，在於把握治權，「賢而屈於不肖者，權輕也；不肖而服於賢者，位尊也。」若使勢去其力，則「堯為匹夫，不能使其鄰家。」《韓非子》的《難勢》篇，引錄此段出自《威德》篇的文字，用以為慎子辯解，對勢立一個肯定的要席。
慎子著重以勢統治，否定智巧，《知忠》曰：「亡國之君，非一人之罪也，治國之君，非一人之力也。」故要棄之。君臣之守各異，「求一人之識識天下，誰子之識能足焉？」做到「君逸樂而臣任勞，臣盡智力以善其事，而君無與焉，仰成而已」為之合道。這些思想均影響了韓非之思想，成為勢派的支柱。
另外，慎到亦略有提出因理而冶之觀念，如「祿不厚者，不與入難」（《因循》）；「家富則疏族聚，家貧則兄弟離。非不相愛，利不足相容也」；「眾之勝寡」（《逸文》）；「臣有兩位者國必亂，臣兩位而國不亂者，君在也。恃君而不亂矣，失君必亂」（《德立》）等，說明事必有因，因以成事，若能「因人之情」，則事能成。
對於尚法與用術，慎到亦有所發揮，大抵以「人之情」治之，「因則大，化則小」（《因循》），所見多利害性惡，於韓非之價值觀不無影響。然而慎子非商君、申不害、管仲、李悝之類，是以實行來任法的法家，他只純為理論奠下基礎而已。
其他
法家學說到了戰國後期，已成為一股後起勢力，韓非捨先人之意，加以發揮，構成一套完整的學說。其中韓非之法可分為三，其一尚法，商君為首；其二用術，申不害首；其三任勢，慎到為首。此三派，為韓非學術之直接淵源。至於其他法家，不是不可考，就是原著散佚，或是史書不詳，或曰學未致名，他們在韓非生時，或對其學術有所啟發，或所著秦後有存，然而至今皆已亡佚。
《荀子．非十二子》言：「尚法而無法，下修而好作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，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紃察之，則倜然無所歸宿，不可以經國定分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。是慎到，田駢也。」則慎到與田駢皆為法家。
《尹文子》已佚，今輯逸本中雜法家學，雖到之名家，然劉向評之為：「其學本於黃老，較刑名家也。」可以說是道、名家而轉為法家之人。
《呂氏春秋》，人或稱為之為雜中偏法；《荀子》，人或道之儒兼以法。然呂不韋與荀卿之學，均未盡法，只偏於法。《漢書．藝文志．諸子略．法家》類著錄，除《李子》、《商君》、《申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韓子》外，尚有《處子》九篇、《遊棣子》一篇、《晁錯》三十一篇、《燕十事》十篇、《法家言》二篇。其中晁錯為漢朝人，可以略談。處子於《史記．孟荀列傳》作劇子，趙有劇孟及劇辛，不知孰是，前史無記其言。至於其他三書，不知作者、不知時代。韓非固有觀此書之機，今人則未可得矣。
管仲相齊，諸侯霸首。子產執鄭，刑鼎置度。
李克明法，《法經》啟鞅。吳子楚棄，兵法無伸。
商君尚法，變法秦強。申子用術，刑名國治。
慎子任勢，蛟蛇乘雲。韓非集成，歷代奉經。
法術之士，車裂酒毒。孤憤之士，莫終善歟？
法家學說，或說「形名之學」，或說「法術之學」，或說「帝王之學」，一言蔽之，就是「政治學」。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，其哲學理論大致達到有系統的階段。其學說以性惡、變法、守國、富強為基礎，有其獨特的人性觀、歷史觀、價值觀與國家觀，以至尚法、用術、任勢三者兼行，是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法，其哲學比以前的任何一位法家都更完美。
人性觀
韓非的人性觀，受其師荀卿影響，認為人只有自私，並無仁義可言，更不用教之以禮，「好利惡害，夫人之所有也。」（《難二》），無論父子、夫妻、主僕、君臣、群己皆只有利害，別無其他。
「父母之於子也，產男則相賀，產女則殺之，此俱出父母之懷衽，然男子受賀，女子殺之者，慮其後便，計之長利也。故父母之於子也，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，而況無父子之澤！」（《六反》）即使親如父子，都是互相利用，沒有對等的利益，便互相責怪，「孝子愛親，百數之一也。」（《難二》）況君臣乎？至於夫妻，靠男女感情關係相結合，「愛則親，不愛則疏」，比父子天倫之情更脆弱，「丈夫年五十，而好色未解也，婦人年三十，而美色衰矣。以衰美之婦人，事好色之丈夫，則身疑見疏賤……」（《備內》）夫妻利異。主僕之間，是錢財與勞力的交易，韓非認為亦無情義可言。至於君臣，「君臣之利異，故人臣莫忠。故臣利立，而主利滅。是以姦臣者，召敵兵以內除，舉外事以眩主；苟成其私利，不顧國患。」（《內儲說下》）不能輕信，否則身死國滅，所以韓非總結說，「知臣主之異利者王，以為同者劫，與共事者殺。」（《八經》），「故君臣異心；君以計蓄臣，臣以計事君。君臣之交也：害身而利國，臣弗為也；害國而利臣，君不行也。臣之情，害身無利；君之情，害國無親。君臣也者，以計合者也。」（《飾邪》）以計蓄臣，非無道也，禁奸邪之法也。群己之間，本就無感情基礎，「王良愛馬，越王句踐愛人，為戰與馳。醫善吮人之傷，含人之血，非骨肉之親也，利所加也。輿人成輿，則欲人之富貴；匠人成棺，則欲人之夭死也；非輿人仁，而匠人賊也；人不貴，則輿不售；人不死，則棺不買；情非憎人也，利在人之死也。」（《備內》）
不管從哪一種關係看人，都只表現人性可惡的一面。在韓非眼裏，人是無可救藥的，只有以嚴刑峻法禁止他們違規，不求禮愛教化使王天下。
歷史觀
韓非認為，不能「以先王之政，治當世之民」，上古、中世、近代，情勢各有不同，治國因應不同情勢，有不同的處理手法。「不期循古，不法常行，論世之事，因為之備」，這是存在決定了意識。至於三王五帝，韓非評為「古之易財，非仁也，財多也；今之爭奪，非鄙也，財寡也。輕辭天子，非高也，勢薄也；重爭士橐，非下也，權重也。」，又認為「古者，大夫不耕，草木之實足食也；婦人不織，禽獸之皮足衣也；不事力而養足，人民少而財有餘，故民不爭；是以厚賞不行，重罰不用，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為多，子又有五子，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；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，故民爭；雖倍賞累罰，而不免亂。」（《五蠹》），純粹以財貨與土地的「物」之供求情形不同作「變法易古」的根據。故韓非譏笑儒者說：「不知治者，必曰：『無變古，無易常。』……伊尹母變殷，太公母變周，則湯、武不王矣。管仲母易齊，郭偃母更晉，則桓、文不霸矣。」（《南面》）
所以總括而言，韓非因為這類「事異則備變」的歷史觀，否定上古帝王祟高的說法，不必「法先王」，人只是隨著物質條件變化而變化，要掌握時代，必須因應時代，即因應變化的物質情勢於聖人之治中，而聖人之治的原則，只在於「事因於世，而備適於事」，不在「因循法古」。
價值觀
人性險惡，只會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，勢必利害有所衝突，然後相爭，引起混亂。為了使人人能如願地各為其利，便需要一套辦法，有系統地維護共同利益，這一套系統，便超越了利益而成為價值之所在，荀卿認為禮可以成為此系統之主宰，而韓非則認為人心之惡，以禮不足禁，惟有法可以治民。
法的價值，遠超越人民的生命，為了護法，這些都不足持，可以犧牲。秦大饑，應侯請發粟活民，昭襄王否案，認為「發五苑之蔬果者，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。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，此亂之道也。夫發五苑而亂，不如棄蔬而治。」（《外儲說右下》）為了國法「有功受賞，有罪受誅」，寧可餓死饑民，不可毀法致亂，結論是「生而亂，不如死而治」。法的價值超越一切，包括生命。
另外，護法的目的在於富國。法只是富國政策之一，其他一切可使國家富強的辦法，韓非都視之有價值，而且加以宣揚和實施。反之，對國家毫無貢獻之蠹蟲，「以文亂法」的儒，「以武犯禁」的俠，以致工匠、商賈、說客之流，都無價值，都該以任何方法厄殺淨盡。
國家觀
韓非認為，國家的一切高於社會的一切，但凡對國家有利的，如農戰，如軍爭，都會積極提倡。至於提出這些富國政策，乃為了使國家繁榮昌盛，以玫霸天下。國家與國家之間，並無禮讓，只有力爭，這是潮流的發展，「古人亟於德，中世逐於智，當今爭於力。」（《八說》）既然此為「大爭之世」，國家對外，就只有靠實力，「力多則人朝，力少則朝於人」（《顯學》），決無國際和平，亦不宜講仁義辯智，所以國家的五種害蟲，均須滅絕，以免「外不能戰，內不能守」（《慎法》），終國亡身死。
富強之法，在內不在外。國家如不先在內政上求改革、圖富強，而在外交上講策略、事縱橫，足以誤國亡國，換言之，外交須以內政為盾，富強之本，在內政，不在外交。故「治強不可責於外，內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術於內，而事智於外，則不至於治強矣……舍必不亡之術，而道必滅之事，治國者之過也。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，則亡不可振也。」（《五蠹》）外援不足持，修政可玫強，富國之法，其本在於鼓勵耕戰與獎勵軍勇，與之相反的國家害蟲，韓非極力禁止。
「畏死遠難，降北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；學道立方，離法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；遊居厚養，牟食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；語曲牟知，偽詐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；行劍攻殺，暴憿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；活湧匿姦，當死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；此六民者，世之所譽也。赴險殉誠，死節之民，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；寡聞從令，全法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；力作而食，生利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；嘉厚純粹，整穀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；重命畏事，尊上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；挫賊遏姦，明上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；此六民者，世之所毀也。姦偽無益之民六，而世譽之如彼；耕戰有益之民六，而世毀之如此；此之謂六反。布衣循私利而譽之，世主聽虛聲而禮之，禮之所在，利必加焉。百姓循私害而訾之，世主壅於俗而賤之，賤之所在，害必加焉。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，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，索國之富強，不可得也。」（《六反》）道家「貴生之士」、儒家「文學之士」、游士「有能之士」、辯者「辯智之士」與墨家「磏勇之士」及「任譽之士」，都是國家的害蟲，卻受到獎賞；死節、全法、生利、整穀、尊上、明上之民，卻世毀之。如此治國，耕無農，戰無勇，「索國之富強，不可得也。」
所以「明主之國，無書簡之文，以法為教；無先王之語，以吏為師；無私劍之捍，以斬首為勇。是以境內之民，其言談者必軌於法，動作者歸之於功，為勇者盡之於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，有事則兵強，此之謂王資。既蓄王資，而承敵國之亹，超五帝，侔三王者，必此法也。」（《五蠹》）
法家哲學的基礎，就在於其黑暗的人性觀、變化的歷史觀、重國的價值觀與致強的國家觀。這些基礎的思維，使韓非所述的法術勢三者得以建立而不覺其刻薄寡恩。
尚法
「法者，憲令著於官府，賞罰必於民心，賞存乎慎法，而罰加乎姦令者。」（《定法》）理至易明，法就是官方公佈的規則律令，主要以賞罰來控制。行為合於法的，就賞；不合於法的，就罰。「法」即是「令」，「令」即是「法」，「法令」出於官府，即由主上與官員公佈實施。至於官員，亦有其法，「臣不得越官而有功……越官則死。」（《二柄》）所以法的集權，就在君主手中。而其覆蓋範圍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庶民百姓，甚至官員的升降職級，以至編制，職掌都透過決策明確劃分，「明主以吏，宰相必起州部，猛將必發於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賞，則爵祿厚而愈勸；遷官襲級，則官職大而愈治，王之道也。」《顯學》
至於定法，有何標準？首先，法是客觀的，「設之於官，命之於百姓」《難三》是成文的是公佈的，不容許任何人憑主觀意見隨意更改或曲解，而且「事過於法則行，不遇於法則止」一斷於法，使「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」，使犯法之人「不引繩之外，不推繩之，內不急法之外，不後法之內」，達到「使人無離法之罪」《大體》的境地。
另外，法是公平的，法律統治之下，並不偏袒任何人，「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辭，勇者弗敢爭。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。」法超越於階級，一律平等，而且賞罰都以法斷，「爵祿生於外，誅罰生於罪」，全仗自己表現，故賞不思主，罰不惡朝，因皆出於己行。
一旦觸及法例，賞罰必然執行，「信賞以盡能，必罰以禁邪」《外儲說左下》絕無例外，甚至以嚴刑來禁奸，刑越重，法越有效，統治越鞏固，「不恃人之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為非也」，務使以刑去刑，必其賞罰。
法屬於君，立法因情。「度量之立，主之棄也」《揚搉》法由君主制定，制定要因人情。「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者有好惡，效賞罰可用；賞罰可用，則禁令可立，而治道具矣。」《八經》又要因勢，法與時移，法定而穩，「法莫如一而固」《五蠹》，反之「法禁災易，號令數下者，可亡也。」《亡徵》，還要易知易行，使立法明確而眾民皆知，「明主之表易見，數約立；其教易知，故言用；其法易為，數令行。三者立，而上無私心，則下得循法而治，望表而動，隨繩而斷，因攢而縫，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，而下無愚拙之誅。」《用人》
推行法令，要君臣二者皆尚法，一切依法行事，量功賞罰，「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」，不以一己之見害法，「明主使法擇人，不自舉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」最終違到以法為教，一國之治，非人而任法，「明主之一，無書簡之文，以法為教；無先王之語，以吏為師；無私劍之捍，以斬首為勇。是以境內之民，其言談者必執於法，動作者歸之於外，為勇者盡之於軍。」《五蠹》
用術
「術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責實，操殺生之權，課群臣之能者也；此人主之所執也。」《定法》術是君主駕馭百官的權術，以防止官員徇私侵權。它神秘莫測，即使「親愛近習，莫之得聞也」《難三》。君主治吏不治民，故君主用術用以治吏，這是因為「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，不聞有民亂而有獨善吏，故明主冶吏不治民。」《外儲說右下》；只要群臣治理安當，群臣便會把人民治好。另外，君主最常亦最易與臣下發生衝突，這是基於「君臣之利異，故人臣莫忠。數臣利立，而主利減。是以姦臣者……荀成其私利，不顧國患。」《內儲說下》所以「君以計畜臣」《飾邪》是合理不過的。
若君主「無術以御之，集勞，猶不免亂」《外儲說右下》，所謂亂，輕則君臣倒權，重則身死國滅，臣子使「制萬乘而字大利」《難四》了，這是絕不容許的。
至於術如何運用？韓非對此有很多的發揮，但基本有三種類型：無為術、刑名術、何察術。
無為術的精椊，在於君主不自我表現，以免好惡顯現，就會被臣子利用，「君無見甚所欲；君見其所欲，臣將自雕琢。君無見其意；君見其意，臣將自表異。故曰：「去好去惡，臣乃見貴；去智去舊，臣乃自備。」《主道》況且一個人的心力有限，若君主事必功親，「盡思慮，揣得失，智者之所難也。」《八說》，「故曰：吾無從知之，推無為可以規之。」《外儲說右上》如此，虛靜無為之術，使君主不用自己智能而任用臣子的智能，君主無為，而臣下有為，「明君之道，使智者書其慮，而君因以斷事，故君不窮於智，賢者效其材，君主因能而任之，故君不窮於能；有功則君有其賢，有過則臣下任其罪，故君不窮於名。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，不智而為智者正。臣有其勞，君有其成功，此之謂賢主之經也。」這就是守法責成，惟有操臣之扼要，靜處不變，方可應萬變全。
刑名察術，是韓非之術重要的一環。名與實有固定的關係，名以指實，實以應名，考驗名實是否相合，謂之審合形名，形名相合，則合乎治道。凡君主設官分職，用人聽言，乃至考核績數，都能應用此術。「有言者自為名，有事者自為形，形名參同，君乃無事焉」《主道》，名與形，言與事，兩兩相對，合則賞，異則罰，「故群臣陳其言，君以其言授其事，以其事責其功。功當其事，事當其言，則賞；功不當其事，事不當其言，則誅。明君之道，臣不得陳言而不當。」《主道》，為此，君主要使臣下「一人不兼官，一官不兼事」，以免亂名，而不能責實，違背名實相符的原則。
由形名之術演變，又有「參伍術」，所謂參伍，即參考比較各方意見，以知人善任，防止奸邪，反之，「不以眾言參驗，用一人為門戶者，可亡也。」《亡徵》
無為術提供用術的背景，形名術提供條件，何察術則為實際的審合手段。用此術必要隱藏，因為它是用以試探群臣愛好，韓非對此論述主要分佈於《內儲說上》中所述之「七術」與《內儲說下》的「六微」，現略述其殊者如下：
（甲）疑詔詭使，故意下用意不明的命令，使執行的人無從惴測，因而戰戰兢兢地不得不把本分做好。使密探探查，以所得之事檢測官吏，使之以為上級無所不知，不敢為非。
（乙）挾知而問，即明知故問，以試忠姦。
（丙）倒言反事，故意說顛倒的話，做相反的事，以試探所懷疑的人，就可以把姦情查出來。
（丁）何察六微，暗中查訪六種臣下可能用以為奸的方法。大權獨攬而不尊君，謂之「權借在下」；君臣利害有異，臣挾外自重，謂之「利異外借」；人臣假託類似，欺騙君主而首成其利，謂之「託於類似」；事有利害，若見害不見，利則人有私吞其利，謂之「利害有反」；宮內嫡庶匹敵，人臣顯貴相當，引起內憂，謂「參疑內爭」；敵國用計操控君權，使對其有利，謂之「敵國廢置」。凡此六微，皆群臣劫其君之能也，謹防。
（戊）謹防八姦。六微指事，八姦指人。韓非在《八姦》篇提出防止八姦的方法，在此不詳述，惟述八姦之類，一曰「同床」、二曰「在旁」、三曰「父兄」、四曰「養殃」、五曰「民萌」、六曰「流行」、七曰「威強」、八曰「四方」
韓非言：「主之所用也，七術，所察也，六微。」《內儲說上》「凡此人者，人臣之所道成姦，也主所以雍劫，失其所有也，不可不察焉。」《八姦》
任勢
勢，就是權力，稱權勢，又稱勢位，又勢重，又威勢，不論如何，勢都指權力。勢是中性被動的，它只是工具，可以導致正面價值，也可以導致負面價值，「夫勢者，非能使賢者用已，而不肖者不用己也。賢者用之，則天下冶；不肖者用之，則天下亂。」《難勢》關鍵就在使用的人的素質。把勢與法結合，以法約束勢為治國工具，就叫「抱法處勢」。
「賢人而詘於不肖者，則權輕位卑也；不肖而能服賢者，則權重位尊也。堯為匹夫，不能冶三人；而桀為天子，能亂天下。」《難勢》勢足以屈賢，足以制臣，足以服民，足以禁暴，足以絕姦，擁有勢力就足以壓制，支配別人，故「權勢不可以借人」《內儲說下》，是君主獨有的治國法寶。「善任勢者安，不知因其勢者國危。」《姦劫弒臣》
韓非的勢，要求與法配合運用，使權力不致濫用而生變，而且以法為制，不以私智治國，則任何人掌握政權皆可以順利治國，不須期待堯舜的降臨，便是「中人之冶」，平庸的人也可以治，所以韓非認為任勢勝於任賢。
法術勢三者均為治國之具，缺一不可。君主冶國，不求聖賢，但求官不踰職；不賞有功，但求無過；不存智治，一斷於法。抱法處合於冶，中人之治合於時，無為又無不為，國之治者，兼法術勢也，韓非信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