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家 商鞅
商君，姓公孫名鞅，衛之諸庶孽子。又名衛鞅，及後受獲於、商之封地，始稱商鞅，亦稱之以商君。其人自少喜好刑名之學，學吳起於楚之變法，亦深究早期李悝在魏推行的變法，深閱《法經》。為中庶子，事魏相公叔痤。公叔痤知商鞅才能，病重時向魏惠王薦商鞅，言其「年雖少，有奇才，願王舉四而聽之」，魏王默而不語，公叔痤知其不欲用商君，乃屏退左右，勸之不用商鞅，必殺之，無令出境。魏王許諾。公叔痤召商君，言此事，促其急去。商鞅不去，曰：「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手！」後公叔死，魏王不用商君，亦不殺，即閑置之。
聞秦孝公初年登位欲強國，修繆公之業。下令求賢，商鞅乃入秦，攜同李悝的《法經》，藉孝公寵臣景監的聯絡三見孝公。初，孝公質商鞅語事良久，孝公時時睡，不聽。孝公向景監發怒，言商君不中用。景監言此與商君，商君應曰：「吾說公以帝道，其志不開悟矣。」後五日孝公復見鞅，然而未中旨，景監受孝公責備，亦傳此與商君，商君曰：「吾說公以王道，而未入也。請復見鞅。」再見孝公，孝公雖未用之，然而謂景監曰：「汝客善，可與語矣。」商君曰：「吾說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誠復見我，我知之矣。」於是第四次見孝公，與之詳談良久，公不自知膝已前於席，數日不厭。商鞅亦自評「以強國之術說君，君大說之耳，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。」
孝公既用衛鞅，欲在秦實行變法，但恐遭天下非議。於是退朝後與三大夫共議．有商鞅、甘龍與杜摯。商鞅力主變法，甘龍與杜摯卻主張復古；商鞅以「三代不同禮而王，五伯不同法而霸」，譏笑甘龍等人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。賢者更禮，不肖者拘焉。」甘龍、杜摯等人則以「聖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變法而治。因民而教，不勞而成功。緣法而治者，吏習而民安之。」便利因民，而認為「法古無過，循禮無邪。」結果商鞅說：「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法古。故湯、武不循古而王。夏、殷不易禮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禮者不足多。」孝公許諾變法，任商鞅厲行新政。
秦孝公三年，商鞅實行第一次變法。廢除世卿世祿制，規定以軍功作為等級的根據，取消沒有軍功的貴族的特權。獎勵耕織，抑制工商業，打擊游民，實行連坐法，規定五家為伍，十家為什，互相監管，設伍什之長。獎勵告奸，禁止私鬥，以軍功為勇。六年，商鞅始為左庶長，掌握秦國軍政實權。
初，商鞅制法，法已具，恐民不信。於是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，募民移之於北門，能徒者賞十金。民怪，不敢從，於是再加賞金，能徒者，予五十金。有一人敢試，徙之，卒予五十金，以明商君佈法絕不欺假，於是變法遂行。
八年，秦佔魏少梁。十年，商鞅升為大良造，地位相當於相國兼將軍。商鞅率軍攻魏國安邑，魏軍降。十一年，佔領魏國固陽。此時韓國以申不害為相。
十二年，商鞅二度變法。承認土地私有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。廢封建，置郡縣，分秦為四十一縣，各縣設令丞等官，管全縣政事，所有言負，均由國君任免。遷都，把國都從雍遷到咸陽。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。統一度量行。十四年，秦國初設賦稅制度，推行定期，定額、按人口征收的軍賦；規定一家有二個成年兒子，必須分財分居，否則加倍征稅，以促進生產，提高勞動力。
法令布之於官府，秦民赴國都以言新法不便者，數以千計。此時太子犯法，商鞅曰：「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」將刑太子，然而太子為君嗣，不可刑，結果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。第二天，秦人皆行令，不敢遺。
變法日久，秦民大悅。秦國道不拾遺，山無盜賊，家給人足，人民勇於公戰而快於私鬥，鄉邑大治。初時有秦民言新政不便，後又讚譽其效者。商鞅曰：「此皆亂化之民也。」於是盡遷之於邊城，以後，再無民敢議令。
秦孝公十六年，太傅公子虔復犯法，商鞅施之割鼻之刑。
於是秦國人民烙守新法，秦國在短短十多年間富強起來，十九年，周天子致胙於秦公，諸侯皆賀。至此孝公以「公」稱之，不為「侯」。明年，齊國於馬陵打敗魏軍，孫臏虜魏太子申,殺將軍龐涓。又明年，商鞅欲攻魏，說孝公以魏為秦心腹之患，言其獨享山東之利，利則西侵秦，病則東收地，欲孝公藉魏上年大破於齊，伐魏，以東出中原，成帝業。秦孝公以為可行，使商君為將伐魏。
秦侵魏，於是魏國遣公子卬將軍抗之。商鞅與公子卬書，曰：「吾始與公子驩，今俱為兩國將，不忍相攻，可與公子面相見，盟，樂飲而罷兵，以安秦魏。」公子卬信以為真，與商鞅會盟而飲。商鞅卻伏兵以襲虜公子卬，同時突襲其軍隊，盡破之。魏惠王連連敗於齊秦，國內府庫空虛，不敢戰，及割西河之地與秦，求和。魏乃去安邑而徙大梁，梁惠王曰：「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」
商鞅破魏還秦，孝公封之於、商十五邑，故商鞅號為商君。
此刻商君之權勢已為全國之首，孝公多少亦要顧及商君，而商君之法刻薄寡恩，宗室貴族多怨。趙良見商君，商君欲收之為客，趙良婉拒，言若商君「不非武王(指先王聖賢)，則僕清終日正言而無誅。」商君應之：「夫子果肯終日正言，鞅之葯也。鞅將事子，子又何辭焉。」於是趙良比之於秦繆公書世之賢臣，五羖大夫百里傒。說百里傒雖為楚之鄙人，然繆公舉之於牛口之下，授之以國政；商君則因寵人景監以見孝公，非以名得其位。百里傒相秦施德諸侯，人戎來服，功名藏於府庫，德行施於後世；商君則不以百姓為事，殘傷民以駿刑，積怨畜禍，大舉出軍，外怒內怨，非所以為壽。於是，趙良勸說商君曰：「君之危若朝露，尚欲延年益壽乎？則何不歸十五都，灌園於鄙，勸秦王顯岩穴之少，養老存孤、敬父兄、序有功、尊有德，可以少安。君尚將貪商、於之富，寵秦國之教，畜百姓之怨，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，秦國之所以收君者，豈其微哉。亡可翹足而待。」商君不從。
五個月後，孝公卒，登基二十四年。惠文王太子駟即位。秦國怨商君者多，太子虔等告商君欲反秦，發吏捕之。商君逃亡，至關下,欲借宿，舍人不知其為商君，曰：「商君之法，收留客人而無驗其身，坐牢。」商君謂然而嘆：「嗟夫！為法之蔽一至此哉！」於是去魏。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帥，言必歸商君於秦.。商君被逼復入秦，往商邑，發邑師以擊鄭國。結果寡不敵眾，死於澠池。
後秦惠王車裂商君於彤，曰：「莫如商君反者！」斬草除根，滅商君之家。
千秋功過任評說，諸家評商鞅有褒貶異同。吾個人言，商君之法，過於寡恩，是以身死車裂，蓋自其嚴而少恩，貪戀權貴。
商鞅在秦推行變法，奠定秦統一的基礎，其法治之思想，給後學錄於商君書中。商君書對法有標誌的地位，他代表了法家的法達到一個實現的地步，而其政治思想，上承戰國中期以前的法家，下啟韓非之法，雖作為一轉折之法家代表人物，然而他對尚法的見解己達至深刻的地步。
變法
普遍法家人物也反對因循先王之政，商鞅也不例外，他認為「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法古」（《更法》）。所謂統治，只在於「當時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禮」，歷史不斷演變，所需的統治之法也要變，所以「聖人不法古，不修今。法古則後於時，修今則塞於勢。」變法是應潮流之所求，順民所需，人民要求不同，治法也不可承襲，「民道弊而所重易也，世事變而行道異也。」（《開塞》），所以不法古，在於「慮世事之變，討正法之本，求使民之道。」（《更法》）
事變
至於商鞅如何知道世事在變？這與他對歷史的看法有關。他認為「上世親親而愛私，中世上賢而說仁，下世貴貴而尊官」，所以世道不同，治道亦不同，「三代不同禮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」此謂三王五霸，古今之民亦然，「古之民樸以厚，今之民巧以偽。故效於古者，先德而治，效於今者，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。」（《開塞》），條件不同，所治之道襲同，則不能治矣。
賢愚
能否變法以合時勢，能否主法，是商鞅判別賢愚的標準。「故智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。賢者更禮，而不肖者拘焉。」賢愚之別，在於是否敢於更法，普通人不能見於末萌，故可與樂，不可與慮，「愚者暗於成事，智者見於末萌。民不可與慮始，而可與樂成。」至於聖人則知「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！帝王不相復，何禮之循！」所以以世事之治為目標，法與禮，均只治國之具，「法者，所以愛民也；禮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於禮。」（《更法》）只要合於治，變乃合於義。
務農
農事生產，是國家富強的根本，商鞅極力支持農戰，他認為「國之所以興者，農戰也。」生產就是富國之本，只有全民專一於農業生產，方可為治，「國待農戰而安，主待農戰而尊」農戰亦是尊君的手段，「國不農，則與諸候爭權，不能自持也，則眾力不足也。」（《農戰》）亦是攻戰的準備，換言之，商鞅鼓吹農業生產，目的是增加國力，從而攻戰得勝，而君尊國威。
好力
農業生產，就是為了從戰爭中取得勝利，商鞅認為，攻戰是使國富的唯一手段，「兵起而勝敵，按兵而國富者王。」（《去強》），所以以法為教，以農富國，以兵爭天下是國家生存之道，「善為國者，官法明，故不任智慮；上作一，故民不營私，則國力搏。」國力強大，就可以立足天下，反之削弱，「國好力者以難攻，以難攻者必興；好辯者以易攻，以易攻者必危。」（《農戰》）運用嚴刑峻法，就可使民樂戰而忘死，「賞多威嚴，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，見不戰之辱則若生」（《外內》）故舉國勇戰，方能威能王，商鞅把國家的要務強調於軍爭，認為國有二等，「能生不能殺，曰自攻之國，必削；能生能殺，曰攻敵之國，必強。」歸納出來，「故攻官、攻力、攻敵，國用其二，舍一，必強，令用三者，威必王，「上無使戰，必削至亡……上有使戰，必興至王。」（《去強》）
法立
法即法例，以君權推行，以賞罰來實行，是治國的方略，「法者，所以愛民也」（《更法》）。它的地位最崇高，因為它是君主所頒定的，「天子則各主法令之」不容許損毀「有敢剟定法令，損益一字以上，罪死不赦。」有其客觀性，不容許巧言逃罪，「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，不能開一言以枉法」不容許以財富免罪，「雖有千金，不能以用一銖。」。它要公開，使民知罪而不敢犯，「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，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，行法令明白易知，為置法官，吏為之師，以道之知，萬民皆知所避就，避禍就福，而皆自治也。」人民知法知犯法之刑，就不敢違法，就能自治了。它要確實，就法律而言，要明確，叫做名分定，「名分定，則大詐負信，巨盜愿息，而各自治也。故夫名分定，勢治之道也；名分不定，勢亂之道也。」（《定分》）它的最大功用，莫過於禁奸，禁奸就是為了治國，治國目的在於威天下。
推行法的力量在於賞罰。「君修賞罰以輔一教，是以其教有所常，而政有成也。」（《農戰》）這裏商鞅提出賞罰以為教的觀念。賞罰以為教，即意為以賞罰二柄使「教」實行於國，「教」即教化，國以法為治，以法為教，明言「法」即「教」。「聖人之為國也，一賞、一刑、一教。一賞則兵無敵，一刑則令行，一教則下聽上。」
賞要公正，要不論貴賤，合於法而得賞者，皆貴之，「所謂一賞者，利祿、官爵搏出於兵，無有異施也」，以利祿官爵使民勇戰，以民之財賞民，「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。」量力而出，不致國庫空虛。
刑亦要公正，「所謂一刑者，刑無等級，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、庶人，有不從王令、犯國禁、亂上制者，罪死不赦。」（《賞刑》）亦要嚴峻，「行罰重其輕者，輕者不至，重者不來，此謂以刑去刑，刑去事成。」（《靳令》）
教即教化，教民合於國治之思想，儒者用禮，商君用賞罰。「所謂一教者，博聞、辯慧、信廉、禮樂、修行、群黨、任譽、清濁，不可以富貴，不可以評刑，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。」使民「聞戰而相賀」，而慣於賞罰。
法治到達最理想時期，是賞罰不用，民自化，「聖人治國也，審一而已矣」（《賞刑》）。刑賞之間，「王者刑九賞一，強國刑七賞三，削國刑五賞五。」（《去強》）這是因為國策求民無過，不求其有功於國，「以刑治，以賞戰，求過不求善。」（《靳令》）君主用二柄，合於治，不以為恥，「教聖人不必加，凡主不必廢，殺人不為暴，賞人不為仁，國法明也。」（《賞刑》）
國虱
商君勵行法治，鼓勵農戰，崇尚軍爭，目的都是要使國家富強，從而霸天下.。凡與此思想相反之事，他都會大力反對，嘰之為國家之虱。「六風：曰禮樂、曰《詩》《書》、曰修善、曰孝悌、曰誠信、曰貞廉、曰仁義、曰非兵、曰羞戰。國有十二者，上無使農戰，必貧至削。十二者成群，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，官之治不勝其民，此謂六虱勝其政也。十二者成樸，必削。」（《靳令》），「三官生六虱：曰歲、曰食、曰美、曰好、曰志、曰行。」（《弱民》）歲即農民坐等好年豐收而不事耕作；食即因有餘糧而大吃大喝；美即指商人年取暴利而衣食華美；好即貪圖珍奇之物而妨礙實用物品流通；志即指官吏設置不用而意志消沉；行指官員不發揮作用而辨事消極。六虱都是有礙於生產之事，商鞅都加以禁止，認為要以嚴刑杜絕其患，國始能治，所以儒者、商賈、工匠、不生產的人民和不工作的官吏，都受到商鞅的批鬥。
法以嚴治，刑以去刑，恩不足道，義無可用。
慘戮寡仁，怨憤積天，雖曰變古，惟利私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