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家
尉繚兵家
尉繚
尉繚，戰國時代兵法家，魏惠王時人，曾與魏惠王問對，論用兵取勝之道。認為用兵之道在於「號令明，法制審」，「兵以靜勝，國以專勝」，用兵的目的在於「誅暴亂，禁不義」。
《漢書•藝文志》雜家二十九篇、兵家類著錄有《尉繚子》三十一篇，今存二十四篇，約一萬餘字。列于兵形勢家，內容主要論述軍事學理論和軍事法令等。
唐代學者杜牧曾經引用它注釋《孫子》。北宋時期，神宗政府還將它編入《武經七書》，作為武學策試的必讀之書。
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士《尉繚子》殘簡六篇，為〈兵談〉、〈守權〉、〈攻權〉、〈將理〉、〈原官〉、〈兵令〉，與今存《尉繚子》基本相同，當即《漢書•藝文志》著錄的兵形勢家《尉繚子》之一部分。
目的
尉繚子一書的為文重點有兩個大方向，一曰人事、二曰德勝，以此兩大方向匯聚而成「黃帝刑德可以百勝」的目的。而此兩大方向的內容，則主要著眼點在於原則性的指導，而較少技術層面的說明，故全書中處處可見尉繚子以各種例證的結果，歸納出人事面的各種原則，並說明了德勝的效果。
仁義之師
尉繚子曰：「兵者，凶器。爭者，逆德也。」用兵必本於仁義，即帶兵方面必心存仁義，而起兵則必師出有名，目的都是在於使凝聚組織上下能夠一心，得到組織內廣泛成員的支援，進一步能獲得組織成員在行為上的配合，以收團結合作的綜效。
同時，尉繚子曰：「戰不必勝，不可以言戰。」 如果沒有戰勝的把握，不要輕易的發動戰爭。
重刑重罰
尉繚子強調以重刑來約束組織成員，以重罰來防此組織中不當的事件發生，如此一來雖然能收組織記律嚴明之效，但相對的容易造成制度過於僵化而不通情理，甚至可能會產生用法太極、逼民造反的結果。
重視道德：尉繚子對兵法的主要核心，就是不強調以詭詐勝人，而重視道德的效果，這點輔以其重刑重罰的原則，似乎類似利用一個黑臉、一個白臉的兩手策略，目的都在於驅使組織中的成員遵守組織規範，達成組織目標。
克服情境
尉繚子在天官一書中，不但強調了人事的重要，其次也指出了情境是可以克服的，如武王伐紂，即使身處絕地、身為廢軍，但仍可以兩萬二千五百人，擊紂億萬之軍而滅商，這項論點迥異於管理情境理論中，要避免一切不適當的情境，強調不同的情境做不同的反應。尉繚子在這一點上主張人為的力量，可以克服情境的限制，也就是「人定勝天」。
管理原則
尉繚子一書中，主要以原有制度中的各階層組成份子，上至君主、下至兵士，定出各階層所應把握的管理原則，以發揮組織「刑德仁義」的效果，達成「可以百勝」的目標。
在尉繚子一書中，強調高階管理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，就是「道德仁義」，同時也說明管理者必須有識人之明（十二陵），能因才選用；而在兵談、武議中則可對照分析競爭的情勢。 對中階管理者，或可指組織中各業務部門的管理者而言，如何領導部屬（將理、兵令）、如何靈活因應激烈的競爭（攻權、守權）、組織中的各項權責劃分（勒卒令）…等。 對於幕僚，目的在於輔助部隊提昇競爭能力，同時強調幕僚人員必須使組織中的資訊能上下通達，不致發生阻塞的現象，同時各能嚴守組織中的法制。 而對於士卒，著重在於法制的管理，以嚴法重罰來防止員工的不良的行為，利用各種機會教育、促使士卒了解軍中的規定，改變士卒的行為。
政治與軍事的從屬關係
《尉繚子》一書，精深地論述了政治與軍事的從屬關係，沒有良好的政治基礎，就不可能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，尉繚認為「兵勝於朝廷」，只有國治才有兵治，「農」是富國的基礎，「法」是國治的保證，尉繚把政治作為戰爭制勝的根本條件看待，論述之深詳，在先秦兵書中是較為突出的。同時用了無可辯駁的事實，論證了戰爭的勝負唯「人事而已」，這種進步的認識論，成為了該書重要的理論根據。
以法治軍
《尉繚子》認為法制是治國治軍的根本，主張建立健全的法制，以法治軍。並主張執法要與教化結合起來，強調教化在治軍中的作用，作者認為只有賞罰公正嚴明，才能調動全軍將士的激情，英勇奮戰。
制定政令，順應民心
針對問題之根源制定政令，以順應民心。尉繚子曰：「制定政令，其目的在於使得萬眾一心，假如政令頒佈時，未詳加審察，茲後又數次更變命令，經常變更政令，則雖然政令下達，民眾也不會信服。既以發出的政令，雖然有些小錯誤，也不必更改，如此則民眾不致無所適從，政令即可通行順暢了。」
有些命令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有些卻萬萬無法做到。身為最高決策者，命令下達之前，必須十分慎重，無法做到的事，不可隨意應允或下達命令。一旦命令出口，即便不好，也要硬著頭皮頂下去。
士氣
《尉繚子》曰：「氣實則斗，氣奪則走」
鍋裡的水沸騰，是靠火的力量。沸騰的水和猛烈的火勢是勢不可擋的，而產生火的原料薪柴卻是可以接近的。強大的敵人雖然-時阻擋不住，何不避其鋒芒，以削弱它的氣勢？尉繚子說：「士氣旺盛，就投入戰鬥；士氣不旺，就應該避開敵人。削弱敵人氣勢的最好方法是採取攻心戰。」所謂「攻心」，就是運用強大的政治攻勢。
如吳漢在大敵當前時，沉著冷靜，穩定了將士，乘夜反擊，獲得了勝利。這就是不直接阻擋敵人、用計謀撲滅敵人氣勢而取勝的例了。宋朝的薛長儒在叛軍氣勢最盛之時，挺身而出，隻身進入叛軍之中，採用攻心戰術。他用禍福的道理開導版軍，要他們想想自己的前途和父母妻子的命運。叛軍中大部分人是脅從者，所以自然被他這番話說動了。薛長儒趁勢說道：「現在，凡主動叛亂者站在左邊，凡是不明真相的脅從者站在右邊。」結果，參加叛亂的數百名士兵，都往右邊站，只有為首的十三個人慌忙奪門而出，分散躲在鄉間，不久都被捉拿歸案。這就是用攻心的方法削弱敵人氣勢的一個好例子。
重人智，反迷信
尉繚子強調戰事必重人智，反迷信，修號令，明刑賞；以道勝，力勝，威勝而致勝。
尉繚對孫武在吳破楚入郢之戰中的功績常讚揚：「有提三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，誰？曰：武子也。」當然，《尉繚子》一書，雖然談政論兵，有許多可取之處，但仍不免帶有嚴重的時代局限，作者說：「古之善用兵者， ......能殺其（卒）半，威加海內」，這種血腥的屠殺，令人髮指。
尉繚的「尉繚子」，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。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、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，有古書「尉繚子」。「尉繚子」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、是偽書，並且說得頭頭是道。
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，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，大牌學者也者，不過大言欺人而已（參看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第二十二冊）。以上所說，無非是說老學究村夫子派固然不會讀書，疑古派雖然比老學究村夫子派高明，也難免被對證一番。
